旅行，作为人类跨越地理与心灵边界的活动，一直是外国文学中经久不衰的创作母题。从塞万提斯笔下的《堂吉诃德》到现代探险小说中的北冰洋穿越，旅行不仅是情节的驱动力，更成为映射人性、社会与文明的复杂镜像。
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西班牙，《堂吉诃德》通过主人公荒唐又执着的骑士之旅，解构了中世纪骑士文学的理想主义。堂吉诃德的旅行并非单纯的地理移动，而是对现实与幻想、传统与变革的深刻拷问。他骑着瘦马罗西南多，将风车视为巨人，将客栈当作城堡，这种‘误读’式的旅行体验，恰恰揭示了人类在追求理想时与现实世界的永恒张力。
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，旅行文学开始承载理性探索的使命。伏尔泰的《老实人》通过主角环球历险，批判了盲目乐观主义；斯威夫特的《格列佛游记》则以航海旅行为载体，用荒诞的异域见闻讽喻英国社会。这些作品中的旅行既是地理发现的过程，也是思想启蒙的旅程。
浪漫主义作家则赋予了旅行更多主观情感色彩。拜伦笔下的恰尔德·哈罗尔德漫游欧洲，在阿尔卑斯山与地中海间寻求精神解脱；歌德的《意大利游记》记录了对古典文化的朝圣之旅。这时的旅行已成为个体对抗工业文明异化、追寻本真自我的重要途径。
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，旅行呈现出更丰富的社会维度。狄更斯小说中的城市漫游者，透过伦敦街巷的穿梭揭示阶级矛盾；马克·吐温的《哈克贝利·费恩历险记》沿密西西比河的漂流，则是对奴隶制与种族问题的深刻反思。
进入20世纪，现代主义作家颠覆了传统旅行叙事。凯鲁亚克的《在路上》用横跨美国的狂野之旅诠释‘垮掉的一代’的精神迷茫；卡尔维诺的《看不见的城市》则通过马可·波罗的东方见闻，构建了记忆与想象的迷宫。北冰洋等极端环境的穿越题材，如凡尔纳的《海底两万里》和当代气候小说中的极地探险，更将旅行延伸至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终极思考。
当代文学中的旅行叙事进一步多元化：移民文学中的跨境流动探讨文化认同，后殖民写作中的返乡之旅审视历史创伤，科幻作品中的星际旅行则想象人类未来的可能性。
纵观外国文学史，旅行始终是创作者勘探人性深度的罗盘。从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征途到北冰洋的生存挑战，这些跨越时空的文学旅程不仅拓展了叙事的地理疆域，更在移动中持续叩问着人类存在的本质意义。正如博尔赫斯所言：‘我们每个人都是尤利西斯，在生命的海洋中寻找着自己的伊萨卡。’
